万英敏
（豫章师范学院 江西 南昌 330103）
摘要：生态美学是生态学与美学的结合，主要研究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自身精神的和谐关系。《管子》是先秦时期一部重要历史文献，书中有着丰富的音乐美学思想，反映了先秦时期生态美学观。研究《管子》生态美学对于我们传承古代优秀传统文化，维护生态环境有着重要参考价值。
关键词：生态美学 《管子》 音乐美学
A Study on the Musical Aesthetics View of Guanzi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Wan Yingmin
Abstract: Ecological aesthetics is the combination of ecology and aesthetics, which mainly studies the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man and society, and man’s own spirit. Guanzi is an important historical document in the pre-Qin period. The book has rich musical aesthetics thought, reflecting the view of ecological aesthetics in the pre-Qin period. Studying the ecological aesthetics of Guanzi has important reference value for us to inherit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of ancient times and maintain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Key Words: ecological aesthetics; Guanzi; musical aesthetics
生态学是研究生物体与其周围环境（包括非生物环境和生物环境）相互关系的学科，美学是研究人与社会现实之间审美关系的一门学科，这两门学科在研究人与自然、人与环境相互关系的问题上有着共同点，这就导致一门新兴学科的产生即生态美学。生态美学主要是研究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自身精神的和谐关系的学科，是基于生态哲学基础上的美学思考。
我国第一篇比较完整地论述生态美学的文章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由曲阜师范大学李欣复教授发表在《南京社会科学》的《论生态美学》一文。文章认为：生态美学“是伴随着生态危机所激发起的全球环保与绿色运动而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学科。”之后在2001年、2004年以及2005年，陕西师范大学学报、贵州师范大学学报以及江汉大学学报分别刊发了关于生态美学的文章。生态美学经过二十几年的研究，现已取得了显著成就。目前研究生态美学的成果较多，著名的有曾繁仁的《当代生态文明视野中的生态美学观》以及《当代生态美学观的基本范畴》。在《当代生态文明视野中的生态美学观》一文中，曾繁仁认为，20世纪中期以来，随着工业文明的不断发展，由此所造成的生态危机日益严重，人类社会开始了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过渡。生态美学观就是在此背景下产生的，它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实践论为其哲学基础，是对实践美学的继承和发展。此外还有陈望衡的《生态美学及其哲学基础》、章海荣的《生态伦理与生态美学》、高中华的《生态美学：理论背景与哲学观照》等等。
《管子》是先秦时期一部重要的历史文献，全书共86篇，它虽然丛集诸说，涉及百家，“庞杂重复”（黄震《黄氏日钞》），但又确实是包罗宏富的宝库，正如20世纪初著名学者罗根泽在《管子探源叙目》中所说：“《管子》在先秦诸子，裒为巨帙，远非他书可及。……诚战国秦汉学术之宝藏也。”《管子》书中有十多篇文章论及音乐，包括乐律学、古代音乐史，以及音乐美学思想等，这些内容在今天都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本文即是从生态美学角度分析《管子》音乐美学观。
一、生态美学“和”思想与《管子》音乐美学观
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这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个重要范畴，也是最具生态学性质的观念，先秦许多著作中都反映“和”的观点。如《礼记》认为，“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礼记·中庸》）[1]所谓“中”，就是心里有喜怒哀乐等情感却隐藏不表现出来；“和”就是能够有所节制地表现这些情感。“中”是稳定天下的根本；“和”是为人处世的道理。如果达到“中和”的境界，天地便各在其位，自然界万物便能得到生长繁育。《庄子》认为，“至阴肃肃，至阳赫赫；肃肃出乎天，赫赫发乎地，两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庄子·田子方》）[2]意思是说，冬至为一年中最阴冷的时候，夏至为一年中最炎热的时候。阴冷之气来自于天，炎热之气来自于地。两者相互作用从而生成万物。
《管子》强调：“凡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为人，和乃生，不和不生。”（《管子·内业》）[3]（以下选自《管子》只注篇目）就是说，人本质上是精气与形体的结合，而构成人的精气与形体又出自天地。人的生存离不开自然，因此人类的一切活动必须顺应自然，人与自然界处于一种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对立的和谐状态。《管子》还认为，人如果要维持生命就一定要保持端正平和的心态。如果没有保持端正平和的心态，这时就会产生喜怒哀乐等情绪，要消除这些情绪，就必须用音乐来消除愤怒，用礼节来节制音乐，用恭敬来保持礼节。只有做到对外保持恭敬，对内保持安静，这样才能恢复平和的本性。“凡民之生也，必以正平；所以失之者，必以喜乐哀怒。节怒莫若乐，节乐莫若礼，守礼莫若敬。外敬而内静者，必反其性。”（《心术下》）[4]英国现代著名科学技术史专家李约瑟也认为，对中国人来说，自然界是一切生命体中最伟大的物体，应该了解它的统治原理，从而使生物能与它和谐共处。[5]
在先秦以来的音乐思想中，已关注“和”等概念，“这是一种把音乐之和与宇宙之和相联系，认为最高的和谐在于人与自然的和谐，个人与社会的和谐的思想，即天人合一、天人相合的思想。”[6]如《庄子》把乐分为人乐与天乐，认为与人和的是人乐，与天和的是天乐：“夫明白于天地之德者，此之谓大本大宗，与天地和者，所以均调天下，与人和者也，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庄子·天道》）[7]《荀子》强调音乐“和”的作用，认为音乐能给君臣带来和敬、给父子兄弟带来和亲、给乡里族长带来和顺，音乐是审定一个主音来确定其他和音的：“故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闺房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乡里族长之中，长幼同听之，则莫不和顺。故乐者，审一以定和者也。”（《荀子·乐论》）[8]成书于西汉时期的《乐记》是中国古代音乐美学著作，认为音乐的产生是由于人感知愉悦，音乐从心而生：“凡音之起，由人心之也，人心生动，物之使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感于物也。”[9]人是因天地结合而产生，所以人是大自然的产物，而音乐是人心感知愉悦而产生，音乐通过“人”这个媒介与大自然发生联系，故音乐与自然有着密切关系。《乐记》还认为音乐是天地间和谐的产物，并把乐与礼比较，认为正是因为有了和谐，万物才能得以化育生长：“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乐由天作，礼以地制。”[10]
《管子》音乐美学思想中也包含着音乐与自然关系，《宙合》篇说道：“‘夫天地一险一易，若鼓之有楟，擿挡则击。’言苟有唱之，必有和之，和之不差，因以尽天地之道。”[11]对此，唐初学者尹知章解释道，险易即否泰，天地否泰应德而至，犹鼓之含响，应击而鸣者也；应击为响，象天地应德为否泰也。这些都说明了音乐与天地即自然有着密切的关系。
二、生态美学“气”思想与《管子》音乐美学观
中国古代哲学家认为，宇宙是一个“气”与“无”的世界，“气”始终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核心概念和本体范畴。日月星辰、山河草木、飞禽虫兽、悠悠万物皆由“气”生，“气”是构成世界的物质本源。《左传》中医和指出：“天有六气……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分为四时，序为五节。”（《左传·昭公元年》）[12]老子认为，“道”为万物本源。同时，他把“气”这一概念纳入以“道”为万物本源的自然哲学体系中，“气”被看做是道产生万物过程中的重要环节：“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道德经·四十二章》）[13]就是说自然界万物都是逃避阴，追求阳，阴阳二气经过不断交冲，互相激荡，形成了一种适匀和谐的状态。《庄子》认为：“彼方且与造物者为人，而游乎天地之一气”。（《庄子·大宗师》）[14]意思是说人和自然界万物一样，都是由气所构成的，气无形无象又变动不居，充满于天地之间，是构成万物最基本的元素。这里的气也是贯通天地的最基本的存在，实际上就是元气。
在《管子》理论体系中，精气说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继承了老子“道”的体系中的气的思想，并加与改造，形成了以精气为自然万物本源的气论体系。在《管子》看来，气是万物的本原，阴阳二气交互作用生成了万物。“凡物之精，此则为生。下生五谷，上为列星。流于天地之间，谓之鬼神；藏于胸中，谓之圣人。是故此气。杲乎如登于天，杳乎如入于渊，淖乎如在于海，卒乎如在于己。”（《内业》）[15]意思是说气能生成万物，在地生成五谷，在天聚集为众星。并且，自然界的事物不断在变，但不论怎样变化总离不开气，气本身就能生成各种各样的东西：“一物能化谓之神”，“化不易气”，（《内业》） [16]关于“气”，《管子》还认为：“通乎阳气，所以事天也，经纬日月，用之于民；通乎阴气，所以事地也，经纬星历，以视其离。”（《五行》）[17]对此，尹知章注释说道，天气以积阳成德，故通阳气然后能事天。又经纬日月之时候使人用之也；地以积阴成体，故通阴气然后能事地，又经纬星历之节气，视知其离绝也。就是说，通晓阴阳之气，也就掌握了日月及星宿运行的规律。
《管子》书中也有关于音乐与气的论述：“是故此气也，不可止以力，而可安以德；不可呼以声，而可迎以音。敬守勿失，是谓成德。德成而智出，万物毕德。”（《内业》）[18]尹知章认为，静心念德，气自来也。调其宫商使之克谐，气自来也。就是说，调五音，使五音和谐，则自然会产生气，而这种精气是不可以用人力留住的。前文指出，气是构成生命的本源，气生成包括音乐在内的万物，而《管子》认为调节五音，使五音和谐便能生成气，说明音乐与气有着密切的关系，音乐从产生之初开始在本源上就与自然、宇宙是一致的。
三、生态美学“阴阳五行”思想与《管子》音乐美学观
阴阳五行思想是古代重要思想，与自然界有着密切的关系。《庄子》文中许多地方论及阴阳，如：“四时迭起，万物循生。一盛一衰，文武伦经。一清一浊，阴阳调和，流光其声。……吾又奏之以阴阳之和，烛之以日月之明。其声能短能长，能柔能刚，变化齐一，不主故常。”（《庄子·天运》）[19] “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阴阳者，气之大者也；道者谓之公。……阴阳相照，相盖相治；四时相代，相生相杀。”（《庄子·则阳》）[20]
据考证，阴阳五行思想出自于齐，民国著名学者胡适认为，大致在公元前三世纪的时候，在我国的东部即今天的山东省出现了一个思想集团，名为“阴阳家”或“齐学”，这是一个以政治为主体，主张“治各有宜”的团体，这里不仅说明了阴阳学说的起源是在齐地，而且说明了阴阳学说与政治是紧密联系的。
《管子》是战国时期齐地著作，文中有许多地方论及阴阳五行，如“春秋冬夏，阴阳之推移也；时之短长，阴阳之利用也；日夜之易，阴阳之化也。”(《乘马》) [21] “阴阳者天地之大理也，四时者阴阳之大经也，刑德者四时之合也。刑德合于时则生福，诡则生祸。”（《四时》）[22]阴阳的推移变化是自然界的普遍规律，而四时季节的更替运行则是阴阳的基本规则。《管子》还认为五音虽不同声但能调和成乐章，君主发布命令没有离开法则，从而无所不顺，顺则法令通行无阻，政事赢得成就。“夫五音不同声而能调，此言君之所出令无妄也，而无所不顺，顺而令行政成。”（《宙合》）[23]
阴阳五行与音乐的结合很早就有，如成书于战国时期，依托姜子牙所著的《六韬》中就有反映。《六韬·龙韬》中《五音》篇，就记载以古代宫、商、角、徵、羽五个音阶，配合金、木、水、火、土五行，从听音来观察和判断敌情的办法：“夫律管十二，其要有五音——宫、商、角、徵、羽，此其正声也，万代不易。五行之神，道之常也，可以知敌。”[24]
《管子》在论述音乐时总是把音乐与四时、五行相联系，以四时为线索阐释音乐，如：“八举时节，君服青色，味酸味，听角声，治燥气，用八数，饮于青后之井。”（《幼官》）[25]还有如“五和时节……听宫声”，“六行时节……听徵声”等。《揆度》认为“正名五而天下治”，与“正名五”在声音上相对应的是宫、商、羽、徵、角五声，而五声又各有其职，把音乐与五行联系起来。
齐国统治者重视黄帝，尊黄帝为齐远祖，考古发现齐威王田因齐所铸《陈侯因资敦》青铜器有“……高祖黄帝，迩嗣桓文……”的铭文，是说远则祖述黄帝，近则承继齐桓、晋文之霸业。《管子》在文中也提到黄帝,认为黄帝能调政理之缓急作五声，用五声来规正五种青铜乐器，然后确立五行来规正天时，确立五官来规正人位，使得人事与天道协调，这样天地之间自然界就能产生美好的事物：“昔黄帝以其缓急作五声，以政五钟，令其五钟，……五声既调，然后作立五行以正天时，五官以正人位。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五行》）[26]《五行》还认为君主要“审合其声，修十二钟，以律人情”。[27]对此，尹知章注释道，不失其经，则庶绩咸通，故可审合理世之声，以成安乐之音，然后十二钟以播其音。音之高下，皆法人情。这里的十二钟，指能和五音、十二律成套的钟，共十二枚。这些都反映了阴阳五行与音乐的关系。
当代的生态美学宗旨是对生态环境问题予以审美观照，重建人与自然以及社会的和谐关系。《管子》的生态美学观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界的和谐关系，认为自然的和调与社会的和谐幸福是一致的。因此，研究《管子》的音乐美学思想，对于我们全面系统研究《管子》一书，辩证吸收《管子》书中优秀成果，发掘出书中合理因素并且应用到社会实践中，对于我们维护生态环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物质文明社会，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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